根据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的“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为了寻求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公司会通过结构重组将低价值的生产活动转移至相对欠发达的邻国。如今随着全球价值链达到关键转折点，这一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简要来说，全球价值链是从更宏观的意义上考察由跨国公司协调的供应链，也包括对活动涉及国家的经济分析。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和世界贸易组织发表的最新外商直接投资报告显示，在去年一年中，发展中经济体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总投资额的52%，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发达经济体。沃顿商学院教授和业内专家认为，这一重大转折将会对全球价值链产生深远影响。

　　沃顿商学院运营与信息管理学教授莫里斯•柯恩（Morris A. Cohen）表示，“目前有许多变化显示，全球供应链正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国际供应网络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一直有序发展，但全球贸易扩张极快，增速已经超过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学专家安东尼•米斯特里（Anthony Mistri）补充道，“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衰退进一步促进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增长。国与国之间虽然有边界，但商业贸易不再有界限。”

　　全球价值链在如何改变

　　1990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为20%，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40%。除此之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跨国公司贸易占全球贸易的80%左右。这一比例反映的事实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影响尤为巨大，在发展中国家，附加值贸易占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三分之一，而在发达国家，附加值贸易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不到。

　　国家获得的外商投资越多，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这样一来，贸易为国家带来的附加值也更高。另外，曾帮助编纂该报告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专家阿克塞•吉鲁（AxèleGiroud）表示，若能有效参与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平能比平均水平高出2%。但是这样的变化并非一夕间能完成。

　　全球价值链在不断适应各行业的情况，供应链则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改变。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安•哈里森（Ann Harrison）表示，“你能看到制造业价值链的瓦解和分散化。然而在农业部门，情况则完全相反，农业综合企业的一体化程度正变得越来越高。”

　　米斯特里补充说道，“由于目前的技术进步，生产过程变得更为分散。越来越便利的交流促进了远距离的生产经营，不仅反映在原材料或零件的制造，还应用于服务和管理领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从制造最小的零件开始，不需要建造全新的工厂，这种状态带来了更多参与的机会。

　　吉鲁表示，中国已经从世界第六大对外投资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柯恩补充道，虽然根据官方分法，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不过目前中国究竟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一点值得商榷。

　　沃顿商学院运营与信息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费舍尔（Marshall L. Fisher）认为，中国“不再是最廉价的生产地区，随着其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各公司正在思考将自己在中国的生产活动转移出去。”柯恩表示，情况确实如此，中国劳动力成本每年增长20%，而美国由于工作岗位稀缺和经济衰退，每年工资增幅仅有2%。他说道，“中国正在丧失劳动力优势，到了一定的时候，工作机会就会回到美国，这种现象被称为‘回流’。”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最近宣布其位于肯塔基州的制造厂将恢复生产。在六月上海宣传画册设计，苹果公司（Apple）也表示将计划在美国装配Mac Pro笔记本电脑。

　　柯恩说，“近岸外包”可能会把工作机会从亚洲转移到墨西哥。中国本身也在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市场上寻找供应商。

　　挑战和对策

　　虽然专家一直认为亚洲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但这一事实却在快速发生改变。虽然非洲是发展程度最低的几个大洲之一，但它也有可能是最具潜力的大洲。吉鲁表示，“世界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下降，幅度达到18%，然而对非洲的投资却增长了5%。这对非洲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个数字也许听上去不高，但是当其他地区的投资都在下降的时候，能有这个数字非常了不起。”

　　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发达经济体占出口附加值的31%，而非洲和亚洲仅分别占14%和27%。其部分原因在于采掘业是非洲的主要出口行业，而加工业尚未得到充分开发。曾担任沃尔玛（Walmart）全球采购部首席运营官的沃顿商学院讲师埃德温•肯（Edwin Keh）将这称作是“自然资源丰富的诅咒。”他问道，“年复一年，石油和矿产被不断开掘出来。非洲国家不需要制造任何东西就能够维持人民生计。不过，一旦这些资源枯竭，那会怎样呢？”

　　举例来说，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腰果生产国，但有大约“90%的腰果是以未加工的状态向印度和越南等国出口，而后又送至美国或欧洲进行烤制、腌制和包装”，加纳的非洲腰果联盟（African Cashew Alliance）的米瑞安•格安非（Miriam Gyamfi）说道。“这意味非洲作为最大的腰果生产国错过了腰果价值链中获利最丰的一部分，也就是腰果的加工。非洲腰果联盟的使命是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援助并与国际行业建立市场联系为非洲腰果行业提供帮助。”该组织还与卡夫（Kraft）、好市多（Costco）和红河食品（Red River Foods）有合作关系。

　　与之相比，亚洲的加工和制造业占了出口额的很大一部分，因此该区域的经济效益更高。米斯特里认为，这些差异表明，发展中国家需要制定一个更加具体的计划来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作用的最大化，计划应包括“建立优良的基础设施、投入教育和专业技术；建立市场准入；按照国际公认标准进行生产；以及维护财政安全和地理政治稳定性等。“基本上，国家能够降低的创业风险越多，其吸引跨国公司的可能性越高。”

　　费舍尔表示，“在过去的两三年中，非洲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转移的阵地。”肯补充说道，“非洲的魅力在于，先来的人挣钱最多。相比中国和拉丁美洲，非洲大陆的发展水平极为低下。”

　　另一个挑战来自于政治稳定性。肯认为，“我们需要法律、法则与法规，以及全球认可的会计准则。我们需要有序地进行政府转型并促进行政部门有效运转。合资公司能够促进经济，但是我们需要制定能够存在10年到15年的长期协议。”

　　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高级研究员彼得•德雷帕（Peter Draper）补充说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政府面临着许多问题，包括游说行为、贪污腐 败和其他此类问题。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往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米斯特里指出，非洲企业家利用创新性方法来应对其中的一些挑战。例如，移动钱（M-Pesa）是一套基于手机网络而非实体银行的移动财务系统。埃塞俄比亚环保鞋业公司soleRebels的创始人贝丝涵•提拉洪•阿勒穆（Bethlehem Tilahun Alemu）在国内制成各类成品鞋，再将这些鞋子出口至全球各地，每年出口额高达600万美元。阿勒穆说，“正如soleRebels的经验所示，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重新阐释他们展示资产的方式，并找到在全球重新定位和重新投资这些资产的方法。这样做，他们会发掘出许多从前未曾注意过的潜力。”

　　西班牙的服装品牌Zara成功运用了这种经营战略。哈里森解释道，Zara并没有跟随全球的趋势，而是选择在西班牙完成其全部的设计活动和大约一半的生产活动。“他们说这样做能够帮助他们快速对流行趋势做出反应。这样做对他们很管用。”

　　在加纳开设日用商品零售店的企业家伊萨克•埃西库（Isaac Esseku）认为，“我们没有明确的当地农产品的供应链，而且由于没有冷藏设施而造成了严重浪费。这里道路拥堵，路况糟糕，这样的交通系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在非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西式日用商品连锁店中，包装好的欧洲进口商品由于保质期长，销路更好。”他计划向四周辐射当地供应链，形成区域网络。

　　 “当地供应链并不是政府的工作重点。政府应适当地关注道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但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一般耗时很久。”埃西库表示，“目前，政府关注可可一类的出口农产品，但还应建设可持续的当地农业，在国家内部系统形成财富流通循环。”

　　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研究员比尔•沃利说道，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并非仅仅依靠垂直链来推动小型制造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他提到了肯尼亚茶业发展机构（Kenya Tea Development Agency）的成功经历，该机构拥有15万个股东，总共经营着63家茶叶加工厂。该机构还成为了联合利华（Unilever）的合作伙伴，推动其在供应链阶梯上更进一步。哈里森还提到了另一个例子，即奥兰国际（Olam International），该机构与非洲农民合作，面向世界销售食品配料。在1989年的时候，它开始从尼日利亚向印度出口腰果。此后，它将总部从伦敦转移至新加坡，在65个国家开设了超过16个平台。

　　肯表示，“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竞争优势在于它们拥有发达的供应链，从原材料到制成的最终产品一应俱全。”哈里森则认为，这些地区正在通过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引领新兴的“南南”投资。“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开始在其他新兴市场上进行投资，比如中国在非洲投资，或者台湾和韩国转包商在印度尼西亚制造服装。他们能够非常成功地进入新兴市场。”

　　新世界秩序的解决方案

　　随着全球价值链越来越复杂，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找寻互利互惠的途径。吉鲁说“我们需要进行更加积极的思考，将贸易和投资政策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加强国内支持全球企业的能力，让企业能够注意社会和环境因素。”

　　吉鲁建议，“通过投资贸易整合、联合能力建设和跨境工业化来发展区域战略”是新兴经济体最先需要做的事情。而德雷帕给出了另一个建议，“建立特别经济区促进加工品出口并允许免税进口。也可以借鉴其他地区成功实现的政策类型。”

　　在谈话的末尾，肯还补充说，“全球供应链就是整条供应链，从上游到下游，从原材料到最后的组装品。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渐消失。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具备巨大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