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2008年的那通电话，沈晨也许现在还徘徊在接班的门槛外。

　　在英国留学第二年，他还没完全适应那里的天气。早晨醒来拉开窗帘，又是阴雨，听着雨点打在窗户上，沈晨有点烦。接到母亲吴国英打来的电话时，他懵了。

　　母亲很少在这个时间打来电话，她的声音中透着些焦虑，英国合作商挖走了家族企业里的技术总监和客户，订单骤降，“老合兴”面临巨大危机。

　　自从母亲6年前在杭州开办起内地第一家老合兴，家里的洋服生意一直很顺利。就在2007年，老合兴还接到英国皇家的订单，怎么一夜之间就遇到危机了呢？

　　吴国英希望儿子帮这个家。儿子握着电话沉默了好几秒，心里有些害怕，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高中毕业来英国学企业管理，沈晨就知道将来回国要接父母的班，只是这一天来的过于突然，来的方式也超出了他的预计，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英语不够好怎么办？和外国人做生意要怎么打交道？自家产品到底有什么优势？问题一股脑涌上来，沈晨觉得胸口有点闷。他打开窗户想透口气，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这讨厌的雨”，他在心里抱怨。

　　沈晨出生不久，母亲吴国英便开始了创业。上世纪90年代初，东南沿海一带很多人开始做服装生意。吴国英在1990年起家，生意最旺盛时候，在商场里有两百多家专柜。

　　2006年，吴国英被授予世界顶级萨维尔街工艺标准荣誉

　　打从记事起，父母就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在我印象里，母亲给我烧饭的次数……”沈晨伸出手掌比划着，“不会超过五次！”他衬衫上那枚金色的袖扣闪出隐隐的光泽。

　　后来，吴国英看准了西服高级定制市场。2002年，她与香港红帮名店“老合兴”合作，在杭州开办内地第一家老合兴西服高级定制店，2003年成立了老合兴洋服（杭州）有限公司。

　　吴国英希望能把这家1937年在上海创建的老字号做成百年老店，儿子是她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沈晨想起了来英国前的那段日子。

　　出国留学，回到家族企业，在过渡中等待接班，这是大多数富二代被安排好的成长轨迹，但他从一开始就想拒绝。

　　脱离熟悉的朋友圈，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自理能力几乎为零的沈晨一下子压力很大，为了抗争，他选择了在他看来最激烈的方式，离家出走三天。

　　从小到大，沈晨没干过什么太出格的事，对于父母，通常都是他们说什么，沈晨就去做。

　　这难得一次的抗争，还是没拗过父母，而他的双胞胎品牌命名公司弟弟留了下来，“他坚决不愿意去，那就我去好了。”

　　帮家族走出危机是比出国留学更大的挑战。他用了最“笨”的办法，“我给每家公司一封封地发邮件预约，总会有回复我的。”那些表现出合作意向的公司，沈就去积极争取。

　　慢慢地他习惯了英国人的做事方式。一次和客户谈判时，本来聊得很开心，大家还在开玩笑，结果对方看到他的产品有问题立马就翻脸开骂。他从小是公子哥儿，哪受过这样的委屈，难受是相当自然的，但为了签下订单，他忍了。

　　要学会适应别人，而不是让别人来适应你，这道理，沈晨兜了一大圈儿之后，总算明白了。

　　彼时，一边是繁重的课业，一边是复杂的商业，沈晨试图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他每天早晨八点出门去上课，中午为了赶到伦敦市中心见客户，常常来不及吃午饭。会谈结束后又要赶回学校继续上课，晚上回家复习功课直到十一点。因为时差问题，与国内开完两个小时的视频会议，对接完白天的工作，他上床睡觉已经是凌晨两点。

　　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了三个多月，公司的订单量终于回到了原来的80%-90%，沈晨终于敢松口气了。

　　这一段煎熬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当初为了和客户谈判，他天天往萨维尔街跑，这条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小街是高级定制男装圣地。

　　没有轰鸣的机器，没有标准的流水线，布料因为匠人的双手有了温度，沈晨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西装还可以是一件艺术品。

　　从面料选择到量体裁衣，客人试样三到四次，不惜花费巨大时间成本做出的衣服，还要再找瑕疵。在和世界顶级大师一起交流时，沈晨上了一堂高级定制课，他最擅长的特殊人体处理关键点，就是在这里学到的。

　　“如果没有这段经历，让我回来接班家族事业，可能我不一定会感兴趣。”在萨维尔街工作一年半，沈晨做了个决定，要将家里的事业坚持下去。

　　这次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不想让父母多年的心血白费。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员工需要依托公司发展。

　　沈晨的太太孙思瑶也是个富二代，在进入自家经营了70多年的老字号工作之前，她比沈晨还叛逆。

　　从加拿大留学回来，孙思瑶就进了公司的媒体部，但很快就厌倦了无聊的工作。

　　“你觉得哪个女孩子会对肥皂感兴趣？”她对我说。

　　也是出走。半年后，在把中国青年海归协会杭州分会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她又回来了。“现在家里在做新三板上市，我不是去卖肥皂了，我是负责做资本市场的，这样感觉就好一些。”她说。

　　但不管怎样，像沈晨夫妇这样的二代都无法完全接受父辈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早晨六点半起床，父母到公司我们也要到公司，下午四五点下班，晚上睡得都比较早，这就不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沈晨说他身边很多二代很难适应这样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比较随性，希望能按着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事。”

　　更大的差异在于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沈晨虽然当了老合兴洋服（杭州）有限公司定制中心经理，但老合兴以后的路怎么走，他和母亲的分歧是明显的。

　　2013年，沈晨刚进入老合兴时负责生产管理，看到公司的订单还是由师傅手工梳理，不仅效率低，还容易出错，“都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沈晨觉得这样不行，要改。

　　他找来一家网络公司，准备投入两三百万对老合兴进行系统升级。父母就担心了，明明人工可以干预的东西，你花这么多钱研发个系统值吗？

　　沈晨对父母保证，这笔钱一定值得投资，而且很快就能收回来。

　　花了半年时间研发的这套下单系统确实方便多了，客人只要登录后台，就能精确查到衣服定制到了哪个进度，还能看到设计样片，用数据来衡量，使得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原来10个人管理30个订单，而现在，即便订单量增加，人员成本反而降低了。

　　国内服装定制市场还不规范，许多定制店把成衣卖出了高定的价格，许多客人并不懂这其中的差别，也就不理解老合兴一套定制西装数万元的价格。

　　沈晨认为，应该投入更多资金和精力培育市场，还要加大品牌推广力度。父母不理解他，在他们看来，红帮裁缝都是凭手艺说话，那些知名的红帮老店从来不做广告，经营靠的是口碑，只要产品做得好，自然而然就有人买。

　　为此，沈晨和父母争论了很久。

　　在老合兴开分店的问题上，两代人的观点也是截然相反。

 　　吴国英在杭州开了两家店和一家工厂，每开一家店，她都要求配备最好的师傅和店员。对于高级定制来说，产品工艺是一方面，服务流程和试样师傅的水平也是关键。因为好裁缝青黄不接，而培养人才要花五年的时间，所以老合兴并没有在其它城市大规模开店。

　　年轻人有更大的雄心，他希望拉低客户层次，以大众消费者为主，这样就可以快速连锁开店。“如果把中间市场培育起来，随着这部分消费人群崛起，他们会慢慢滑向高级定制的。”

　　他还想借助O2O模式，为客人提供上门量体服务。

　　父母希望做中国最好品质的定制公司，沈晨希望做最大的定制公司，争论是无可避免的。但几次争论下来，并没有结果，沈晨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去改老合兴的既有模式。他萌发了创立自己的定制品牌的想法，他把英文名Robbie Chen拿来做了新品牌名字。与母亲当年的创业转型不同，儿子从一开始就给品牌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小时候，沈晨觉得以后能接父母的班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现在，他希望表达另一种身份，“不是老合兴的大公子，而是我自己。”

　　对于他自创品牌，父母也有些隐隐的担心。吴国英现在定居英国，老合兴基本交给两个儿子管理。这样一来，她怕儿子分散精力，影响到老合兴。但考虑到这是儿子兴趣所在，他们还是支持他。

　　新开的店，钱是沈晨自己投的，这些钱来源于他在公司的股份。早在兄弟俩大学毕业时，吴国英就按照他们的工作能力给他们分配了股份，她只给他们提供平台。

　　因此，沈晨和弟弟买房买车，用的都是股份分红。

　　父母平常和沈晨的交流并不多，但他能感受到他们的在意。

　　沈晨清楚地记得，在英国待了大半年以后，生活中的压力让他感觉很累，便忍不住向父母倾诉，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月，他们就飞到英国陪沈晨住了两个礼拜，“那个时候还是蛮感动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年工作360天是很正常的，唯一休息的那五天就是春节。”

 　　采访当天，32℃的“桑.拿天”里，沈晨依然穿着长袖衬衫。“我从来不穿短袖衬衫，因为在国外，短袖衬衫是蓝领才穿的。”

　　他对自己的形象十分在意。

　　拍照前，沈晨穿了一件蓝色西装，转身照镜子时他皱了下眉头，然后迅速脱下衣服递给助理，“后面有点皱，拿去烫一下。”

　　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沈晨在而立之年完成了几件人生大事，对他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依赖者变为一个被依赖者，以前依赖父母，现在我是妻子和儿子的依赖”。

　　现在对沈晨来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下班以后回家陪伴孩子，“儿子现在特别粘我，我想等他读小学时候就把他送到英国，可以早点培养他自立的性格，这点我很看重。”

　　谈及儿子以后的成长道路时，沈晨似乎很坚定，他并不想规划儿子的将来。

　　“当然，”他随即又补充道，“我可能也会把他送到萨维尔街去学习，让他走跟我一样走过的路，但至于喜不喜欢，就看他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