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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津龙:温州改革分分合合30年(第1页)

时间:2016-10-08 11:35:30 来源:品牌建设 阅读量: 作者:豪禾品牌咨询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温州体改委当副主任。当时,想在温州成立企业,其实并不复杂,不像有些地方,比如华西村,你要办企业,吴仁宝不通过,你一点辙都没有。办厂在温州是潮流,家家户户都办。一个税务专员要管几百个家庭作坊,一天跑几家都跑不过来,政府根本没法约束。

  历史选择某些人成为时代的先锋都有个时机。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都是1955年出生的,在此之前不行,在此之后也不行;温州也是这样,比如南存辉是1984年办厂的,如果早一点,在1982年之前,越成功越会被搞掉。当年“八大王”被抓进去,就算再放出来,机会也不一样了,个人的观念也变了。“八大王”如今就胡金林混得还可以,现在柬埔寨发展。他当年是逃掉了,据说那时抓住是要枪毙的。

  其实无论企业家还是地方官员,他们的作为固然和个人的改革意识有关,也离不开对当时环境的前瞻判断。他们当时的做法,并非敢于犯错误,而是上面的默许、暗示在起作用。与其说是“试错”,不如说是“试对”。

  我1985年认识的南存辉,有件事情印象很深。当时还是他办求精开关厂阶段,南存辉和胡成中两人给我名片,都写着“求精开关厂厂长”。我问:“你们两个都是正厂长?”他们说“是”。我当时就觉得诧异,他们后来分开也是注定的。两个人都是“一把手”不现实。正泰跟德力西分开,奥康和红蜻蜓分开,森马和拜丽德分开,企业家的性格决定了他们要自己做主。温州人独立创业的意识特别强,要降服这种人为企业效力,真要有点本事。

  温州企业也不乏合并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报喜鸟。当初,三家初具规模的企业合并成报喜鸟集团,一跃成为温州最大的西服企业。刚合并时,原来的5个老板在集团内分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5人在集团内部分别搞了西服、休闲装、鞋、房地产等,其实相当于又分开了。吴志泽运气好,除了整个公司归他管外,兼管房地产。房地产大环境好,利润可观,其它4家则惨淡经营,于是最终又合并在一起,其余4个大股东每人拿出3%股权转给吴志泽,股权再次集中在一个家族手里。

  温州人和整个中国一样,合作精神是不够的。我们有许多成功的企业,但很少有国外那种两个人、几个人合作很好的情况。像微软的比尔·盖茨、保罗·艾伦,谷歌的佩奇、布林,百达翡丽是百达和翡丽。这在国外很普遍,在温州很罕见。

  温州企业还面临传承的问题。如今温州的年轻人不太愿意接实业的班。二代生活经历、教育背景与一代大不相同,他们有自己的兴趣,我觉得也没必要勉为其难,小企业大可收摊、交易。

  但企业家也要有对家庭、对企业的责任感。前几天我去星际,陈时升的儿子开始也不愿意接班,但搞搞就适应了,现在也接了。在中国,民企最好还是能从下一代中选拔优秀人才。如果能形成家族股权和职业经理人结合的制度,当然有重大意义,但现在双方面都缺乏这样的条件。日新月异的高体育企业不适合家族化,但也有一些产业本身比较稳定,完全可以作为家族企业一直传承,像日本的粟津温泉饭店、西山温泉庆云馆,都有一千多年历史。

  为什么温州大企业少?这和温州产业的性质有关。温州早年贫穷落后,最初进入市场的都是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没资金、没厂房,甚至原材料都是废旧边角料。低起点下诞生的产业也相对低端。有些产业,哪怕你市场占有率已经非常高,可能也只是中等规模。温州选择的这些产业,总容量不大,集中度也不高,所以温州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

  受路径依赖影响,温州后来也没产生什么有名的互联网公司,基本还是传统的小商品制造。缺乏高新技术产业,这和企业家本身的教育背景也有关系。企业可以用专业人才,但哪怕企业家不直接操作,对高体育多少也要有些感觉。唯品会的沈亚,也是温州人。他父亲沈克成是个文人,很早就玩电脑,还搞了个“沈码”输入法。不过,沈亚是在广州发展,不在温州。

  现在一天到晚搞“浙商回归”,但其实温州是个受资源约束比较严重的地方。温州工业用地费用高昂。当初德力西在上海青浦租地,一亩地1.5万,在温州,最便宜也要十几万。正泰在温州东一块、西一块加在一起不过300、400亩,上海松江一块地就1500亩。温州的优秀企业,出于人才、信息、土地方面的考量,很多都把重心迁出了温州。

  温州产业的转型升级,除了受到自身的约束,体制的约束也很明显。越是转型升级,对现存垄断产业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特别是金融垄断,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造成很大制约。

  民营银行试点是个突破口,如今5家民营银行诞生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垄断。尽管此前民间资本早就参股银行,但几乎没有意义。拿温州来说,所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基本上是私人的,但它的治理结构决定资本没有发言权,谁当行长完全上面说了算,你股份99.9%都没用。

  只有纯粹的民营银行,且不是一两家做做样子,而是相对比较多的民营银行出现,才会形成一种市场规则。金融垄断是非常难打破的,只有打破金融垄断才能打破整个垄断,否则中国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关键行业都没有市场化嘛。从长远来说,只有通过金融机构及一系列垄断机构的市场化,中国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也有种种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半市场、半计划的扭曲体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困境就是这个。包括温州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它的制度根源就在于此。

  要说很短时间见效,那不见得,民营银行的短期意义就在于制度转型。与之配套还有存贷款利率放开。现在贷款利率已经放开,按说放开后应该是降低贷款利率,实际却是上升,因为还没有形成竞争机制。

  我也有个担忧,民营银行试点由两家公司联合发起,这种设置给未来的公司治理埋下了隐患。企业还是要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最高领导人,温州之前的中瑞财团就是前车之鉴。我们温州这家民营银行,我不知最后叫什么名字,叫“正泰”最好,因为正泰规模、影响大一些,所占股份也多。

  其实,我年初听到温州成立民营银行的消息时,说主要发起人是华峰集团的尤小平,股东有几个。后来突又变成每家民营银行都要两个发起人。但在中国,有哪家知名企业是两个人并驾齐驱的?

  马津龙

  1980年代以来,历任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温州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退居调研员直至退休以来,先后担任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温州大学城市学院特聘教授、温州经济科教频道《财经会客厅》栏目主持人,以及多所大专院校的兼 职教授、多家公司和金融机构高级顾问或独立董事。

  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发表过大量论文和调研报告。多次应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日本神户大学、同志社大学等国外大学作有关温州改革与发展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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